| 1 |  | 官僚就是官僚 裝腔作勢 噁心 | 2025-09-28 10:50:48 |
| 2 |  | 外送平台的角色，本質上只是資訊媒合者。
它不生產食物、不配送商品、不提供場地，卻抽取高比例的利潤。
外送員每天投入時間、體力與注意力，自己負擔勞健保承擔交通安全風險、氣候風險與景氣波動的風險；
店家則面臨人事、水電、租金、原物料上漲等壓力，營運成本不斷攀升。
相較之下，平台的營運成本主要來自伺服器維護與行銷費用，遠低於外送員與店家的實際付出。
然而，平台卻擁有最大的抽成與議價權，憑藉演算法與合約條款，將風險與成本全數外包給最弱勢的兩方。
試問，這樣的商業模式，平台究竟付出了什麼？又憑什麼取得最多的報酬？ | 2025-11-13 15:14:41 |
| 3 | | @taiwan-dreamer問'A答B😂😂 | 2025-11-13 16:55:52 |
| 4 | | @taiwan-dreamer你開心就好，下次看清楚問題再回答 | 2025-11-13 17:01:44 |
| 5 | | 一、企業應當順應國家政策與社會規範，而非以成本為唯一依歸
廖律師的論點似乎假設「商業現實」高於「法律規範」，然而企業經營在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凌駕於法之上。當社會共識與政策方向已經明確要求改善勞動條件時，企業有義務調整經營模式，以符合法律精神與社會期待。
若企業無法在合法與負責任的框架內生存，那代表其商業模式本身有缺陷，而非法律過嚴。
在民主法治國家，法律不是為了迎合企業成本設計的，而是為了反映社會價值——尤其是對弱勢勞工的保障。平臺若不願配合，就應該退出市場，而不是讓底層勞工為其「低成本生意」付出代價。
二、外送平臺擁有制定遊戲規則的壟斷權，因此更需法律介入
律師在影片中其實也揭露了外送平臺的核心權力：
平臺同時掌控三方——外送員（勞力端）、店家（供給端）、消費者（需求端），形成一種「演算法壟斷」結構。
外送員並非真正自由接案者，而是被演算法、評分制度、接單機制深度控制的準勞工。
這樣的結構使得平臺能以「契約自由」之名，實際行使單方面的控制與懲罰權。
因此，立法介入並非「干預市場」，而是為了恢復市場失衡下的公平競爭與人身保障。
當平臺握有定價權、分配權、資訊權與懲罰權，就必須被視為具有「準雇主責任」的主體。
三、良善企業應以創新創值為本，而非以壓榨成本為競爭手段
若法律保障會導致企業「撐不下去」，問題不在法律，而在企業策略。
真正有遠見的企業會透過技術創新、效率提升、品牌差異化、服務升級來創造附加價值，進而吸收成本，而非把勞工當成變相的「成本減項」。
若所有平臺都陷入削價競爭、犧牲人權與保障的惡性循環，整個產業將淪為「紅海市場」，最終導致服務品質下降、人才流失、社會成本上升。
法律不是阻礙創新，而是淘汰劣質商業模式的篩選器。
那些能在保障與效率間找到新平衡的企業，才是真正具永續競爭力的藍海經營者。
四、平臺長期單方面調降報酬，已構成制度性不平等
在臺灣外送市場發展十多年以來，平臺多次單方面調降外送員報酬、修改計價公式、改變派單機制，外送員對此毫無談判權。
這正是法律應該出手介入的時刻——因為自由市場假設雙方力量對等，而當權力極度傾斜時，只有公權力能重新衡平。
若政府不出手，市場將永遠停留在「平臺壟斷、勞工失聲」的狀態，最終社會成本仍由全民承擔。
法律確實應兼顧商業現實，但不能以弱化保障來迎合企業效率。
德國的經驗提醒我們：制度設計需更精緻、更具彈性；但這並非要放任企業規避責任。
外送平臺若想在法治社會長久生存，就必須接受一個現代企業應有的底線：
「企業責任與人本保障，不是成本，而是信任與永續的投資。」
外送員都能在平台不斷修改規則、壓低報酬的情況下，努力調整自己的生存方式；
那麼，外送平台面對政策調整時，難道反而沒有能力因應，只能喊倒閉嗎？
如果一間企業連政策變動都承受不了，只能靠壓榨基層維生，那才是真正經營能力的不足。
最後， 當一間企業只剩下削價競爭時，離倒閉也不遠了。因為那代表它已經喪失了創造價值的能力，只能靠犧牲最底層的勞動者來苟延殘喘。這樣的企業結構不但不可持續，也違背了市場應有的健康生態。 | 2025-11-13 02:26:22 |